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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欢:深港两栖设计师,十年钩沉抗战史
编辑:何 凯      发表时间:[2017-09-06]       阅读:1348

“向全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

晏欢,1982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祖籍广西,深圳建筑师,抗日名将潘裕昆的外孙,远征军文史顾问,现居香港。长期在内地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业余时间专注中国远征军中缅印战区抗战历史研究并积极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活动。和父亲晏伟权合著《抗日名将潘裕昆》、《密支那战役全记录》、《魔迹——日军第十八师团作战档案》、《魂断佛国——日军缅甸战败的回忆(1944—1945)》;担任大型历史图册《国家记忆》和《国家记忆II》主编及翻译、独立纪录片《发现少校》主创、《国家记忆》巡回展策展人。

深港两栖设计师,十年钩沉抗战史

--深圳的民间力量 打开一段尘封的国家记忆

我第一次跟深圳接触是在1983年,当时我从西安去香港探亲,坐火车路过罗湖口岸。下了火车赶往罗湖桥时,匆匆一瞥,只看到简陋的口岸大楼就像一个大棚子,然后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漫长的过关排队上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与深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45年——著名抗日将领、我的外公潘裕昆曾率新一军部队从深圳取道香港、去接受日本人的缴械投降时,就驻扎在今天的蔡屋围。

1985年,我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为了离在香港的亲人更近一点,我曾申请到深大当老师,但由于我的学校属于冶金部系统,我的愿望落空了,被分配到广东省冶金设计院。期间我常来深圳出差,那时特区的工地遍地开花,让这个城市有了一种喷薄而出的生命力。

1989年,我远赴英国深造、工作;1993年,我通过第一批“优才计划”拿到香港身份证,那一年也是我开始深港两栖的元年,不仅是因为事务所与深圳有频繁的业务来往,我女儿也在此一天天长大。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的生活和事业重心基本上都转移到了深圳。

画图纸、四处谈项目、跑工地……这样线性的生活又过了8年。到了2005年,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我有了一个切口去深入了解我的外公,我开始去打捞这段被他深深埋藏起来的抗战史……当我在用自己的力量做这一切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独行者”,但实际上,深圳还有另外一股民间力量在静静寻找被遗忘的抗战故事。当我与他们在机缘巧合下相遇后,一拍即合,共同踏上了开启一段尘封的国家记忆之旅。

为缅怀亲人研究抗战史

“这真的是外公吗?太不可思议了!印象当中他是那么瘦弱的一个人,怎么会穿着军装拍这种英姿勃勃的照片?”为了写《抗日名将潘裕昆》,当我把外公散落在各处的照片再收集起来、仔细端详他年轻时的身姿神色时,总禁不住流露惊讶之情。

在此前,就连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对外公抗战的经历都知之甚少。自他们懂事始,到1982年外公去世,外公对那段往事闭口不谈。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例如我外公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曾去过印度和缅甸打仗,再往下深究就是一片空白了。

2005年9月3日,时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在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形态。”自此,两岸纪念抗战的活动高潮迭起。

同年9月9日,应民进中央委员会和江苏省委及中国黄埔军校网的邀请,我和父母到了当年举行侵华日军中国战区受降签字仪式的南京,参加海峡两岸抗日老战士见面会。活动规格很高,办得很隆重,与会的老战士们老泪纵横,他们感受到了一种荣耀的回归。作为抗日将领的后人,那种从所未有的荣光也照耀在我和我父母身上。我们感到很振奋,那一刻,我就萌发了“应该去把外公的事迹记录下来”的念头。

回来后,从2005年底开始,我父亲晏伟权和我开始为写《抗日名将潘裕昆》积累素材。除了跑遍大陆各大城市,我们还去了台湾;除了翻阅大量史料,我们还亲身走访了很多健在的老兵。

他们都是我外公当年的老部下,如今已是垂暮之年,大部分人和我外公一样,要么没有机会说起那段历史,要么主动深藏往事。但当他们见了我父亲和我,听到我外公的名字时,就像见到了亲人一般。例如有一位老人叫尤广才,时隔大半个世纪,当年与我外公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一幕幕,于他而言,竟像发生在昨日一般,侃侃而谈。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外公的抗战轨迹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他不仅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还作为中国驻印远征军新一军50师的师长,在缅甸战役中,参与指挥密支那争夺战取得大捷;1944年8月,中国进行军队整编后催生了新一军和新六军,1945年,外公担任新一军50师师长,在向广州湾进军途中,接到了日军投降的消息,因而转道来了广州然后去了九龙,作为首次踏上港英政府土地的中国军队,接受日军缴械……

从追忆亲人到记录大战场

编著《抗日名将潘裕昆》花去了我和父亲一年多的业余时间。其间,我们发现有关中印缅战区的历史在国内是鲜为人知的。但实际上,这个战区是当时国际上对华物资援助的保障。1942年,为保卫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联系通道——滇缅公路,中国组建远征军进入缅甸抗击日本侵略。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最后在英美盟军的支持下全歼日寇实现战略大反攻,同时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中国的抗战取得最终胜利,开端便在于此。

在完成了外公的传记后,父亲和我认为有关中缅印战区还可以深挖下去,这段历史应该为更多人所知,我们又开始写作第二本书《密支那战役全纪录》。这一次,我们把视野从追忆亲人扩大到了记录整个战场。

但这个研究的角度就当时而言,比较偏僻和冷门,国内相关网站寥寥无几,我用关键词进行英文搜索时,意外地发现了美国人尼尔·葛顿南为了纪念其父约翰·葛顿南少校参与二战而制作的专题网站,上面有大量高清的、保存完好的历史照片,例如有一张新六军军官俱乐部的大合照,里面的人物不仅众多,而且相当重要。

作为盟军当中的美军顾问团联络官之一,约翰·葛顿南在中缅印战区服务于史迪威中将,后又附属于中国战区新六军,服务于美军作战司令部。他在1946年回美国前,曾拿出一本红色的日记本,让新六军一众军官在上面签名留念……看到上面的签名之多、人物之详尽,我惊讶了。

我把这个发现发布到了网上,希望能找到在小红本上签名的军官。2008年初春,我意外地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签名者。”我一听,有点震动:“这是一位活着的人。”他说老人家身体还很健康,但此前从未提起过这些事。

老人家叫赵振英,出生于1917年,是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1934年加入了54军,1944年担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的营长(少校军衔)。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日本受降仪式上,作为警卫营营长,他见证了日军签字投降的全程……但由于这段经历,他在“文革”期间被打倒,因此对此一直守口如瓶。

我刚听到时还半信半疑,因为这个几率太低了。当年的五一假期,我抽空去了北京,核实了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经过60多年的世事变迁,年逾九旬却还身体健康、记忆清晰的赵振英,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本“活档案”。

将“国家记忆”带回家

章东磐的正职是商人,但业余时跟我一样,是一名研究抗战史的民间学者。在拍摄《寻找少校》时,他和牛子得知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着大量二战时期的资料,其中就有关于中缅印战区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便萌生了“把‘国家记忆’带回家”的想法。

章东磐在2009年开始构思此事,2010年资金到位后,他和牛子还有我,又找了几个志愿者,一起奔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收集资料。因为我的英语比较好,所以在美国之行上,就承担了比较多的沟通与联系的工作,例如与档案馆打交道、查档案以及照片说明的翻译等。

说实话,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都被深深震撼到了:这些原版照片都是中缅印战场上的美国照相兵所拍摄,他们用镜头记录了美军与中国军队在一起训练,还有美军和中国老百姓交流以及中国城市、乡村的照片,成像质量非常好,收藏也很完好,每幅照片的摄影师、拍摄地点、被摄人物都标识得一清二楚。

除了抗战的照片外,信件、请假条等细小的文字资料都在档案馆里面完好无缺地保存着。无论是谁,只要是需要查阅,档案馆都会提供耐心细致的服务,而且我们扫描照片不需要付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一共扫描了23000多幅照片。

带回来的照片经精心挑选和编排,我们分别出版了《国家记忆》和《国家记忆2》两本书,其中《国家记忆》2010年一出炉,就被评为新浪“年度十大好书”。

《国家记忆》巡展引起轰动

在图书的基础上,《国家记忆》的展览基本上是水到渠成。我们确立了2011年5月21日,即美军少校梅姆瑞忌辰67周年纪念日,作为首次《国家记忆》展览的开幕日,地点在华侨城。

首展上,我们用泥土和大地作主体,寓意着当年抗战是为保卫国土,这些烈士也是被埋进了国土,这个概念令人耳目一新。在现场,一个个巨幅老兵像悬挂着,形成了震撼的视觉效果。我们还在展厅放置了钢盔、刺刀、军装等实物,现场代入感很强。

一拨又一拨人闻讯后,远道而来,希望从照片里找到自己的亲人,最后确实不少人找到了亲人。所以,我们办展览的宗旨也实现了,我们千里迢迢从美国把照片弄回来,就是为了让更多老兵能看见自己的身影,或者他们的后人能看见自己先辈的身影。

我们还把展览和“关爱老兵”相结合。例如我们从展览图片里面选出10张印成了数千套明信片现场义卖,我们提供老兵的住址,观众可以在明信片上写下他们想对老兵们说的话,然后寄给老兵。当时深圳的中学生用英文写了很多明信片寄给美国的老兵,老兵们看到明信片后,感动不已:60多年了,原来中国的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此还作了相关报道。

最后,我们将明信片、《国家记忆》的图书,还有《寻找少校》、《发现少校》的影碟所得的利润,全部委托“关爱抗战老兵网”转捐给了在世的老兵。

从2011年至今,我们又相继在云南腾冲、重庆、台北、杭州、北京办了巡展,基本每到一地,都会掀起一股集体追寻国家记忆的旋风,前来通过照片找到亲人的感人故事不断发生。

将荣誉归还给抗战老兵

除了《国家记忆》巡展成了深圳抗战史研究的一个标签外,深圳的民间志愿者在关爱老兵方面也是做得比较早的。而我自己最初也是从关心外公的老部下扩展到其他老兵,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关怀工作,因为这些老兵一辈子吃了许多苦,能乐观地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今年7月7日,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活动时,亲切会见了赵振英和尤广才等老兵代表。这令我感到由衷的自豪:我们想要做的,正是把荣誉归还给抗战老兵。

从2005年算起,我在深圳研究抗战史快10年了。放在10年前,我很难想象到一个跟抗战毫无关联的城市——深圳,会在收集、保存国家记忆以及弘扬国家精神做得如此轰轰烈烈,而且是由民间力量来主导的,当然这一点至今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而我个人在深圳实现了跨界——兼建筑设计师与抗战史研究的民间学者。虽然有时也会自嘲“不务正业”,但能做一些有历史意义的事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和肯定,让我很有成就感。

原文载于《深圳晚报》,2014年12月